2016年随迁子女异地就学的N种方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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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稀缺的学位、师资,一边是日益增长的随迁子女群体就学需求,异地就学如何才能真正破冰?调研组选取了无锡、温州、广州作为样本,对三地随迁子女的入学政策进行了分类研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不同选择将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效应及社会效应。

无锡:户籍不一样,学习生活都一样

无锡位于长三角地带,以轻工业为主,是“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当地经济呈跳跃式发展,开放型经济优势明显。无锡先后荣获过“农民工满意城市”“2012年最具幸福感城市”“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地区”。

在无锡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当地要求,监护人取得无锡居住证或暂居证半年以上、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有社会保险证明和计划生育证明的,公办学校必须接受其子女入学。

通过我们的调研发现,吸纳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或公助民办学校多采取混合分班,实现了当地学生与随迁子女“同学习、同生活”。教师注重对随迁子女礼仪、习惯、安全、理想等方面的教育。有学校还针对随迁子女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专门成立了心理辅导室。

随迁子女进一步发展、升学无忧。只要在无锡具有完整3年高中经历、其监护人在无锡有合法稳定居所(包括租房)、职业、无任何社保要求,就可与江苏籍考生一样参加高考。

随迁子女在无锡就读的学校主要有公立学校、“民营公助”学校及私立农民工子女学校3类,其中以公办学校为主。无锡将学校质量作为学校管理的核心,对私立学校进行考核与评估。对不合格者,教育管理部门将派有经验的校长参与管理;整改后仍未达标者,将予以兼并或取缔。针对“民营公助”学校,由教育管理部门提供教育基地和基础教育设施,邀请退休的公立学校校长担任管理者。

温州:怎样才能融入那个“圈子”

温州是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区。“圈子”是温州的特色,本地人在“圈内”凝聚力强。这可能与早期温州人在外经商同乡人互帮互助的经历有关。但外来者常被划为“圈外”,难以融入。

温州对随迁子女入学的材料要求与无锡不同,监护人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居住证、用工证或营业执照,还要提供社会保险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计划生育证明,才可申请进入公办学校。材料不全者,只能进入民办学校。目前,当地在积极推进积分入学政策。

民办学校是接收温州随迁子女的重要力量。温州也特别重视民办教育的发展。在民办教育政策上,温州有很多尝试和创新,是全国的教育改革试点区。对民办学校,温州政府的支持很大,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向学校划拨经费。

但一些民办学校办学者认为,温州“圈子文化”的影响很大,要融入“圈子”,“关系好政府支持就多点,关系不好就少点,没有关系就不分配”。通过“关系网络”,民办学校才能获得更多的政府与社会支持。“潜规则”成为分配资源的重要因素,有损教育公平。

在温州,农民工子女学校占全市教育资源总量的近三分之一,这类学校在解决随迁子女教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民工子女学校主要以市场管理为主,学校办学条件与管理比公办学校差。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当地教育行政力量对这类学校的影响比较弱,仅限于每学期的例行检查和指导。因此,温州农民工子女学校两极分化现象特别严重,办学者自身素质高,能力强,则学校好;反之,亦然。

广州:“慢”改革仍遭遇各方挑战

广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综合实验区,以来料加工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伴随外来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涌入,广州是中国最早出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城市。随迁子女人数多、出现时间早、需要经费多,使其教育政策不能一步到位、全覆盖。只能由点到线再到面,推行渐进式改革。

从基本进入民办学校到有条件进入公办学校、从政府安排到就近入学、从积分制入学到普通高中8%指标到校,每一个脚印都是广州渐进政策的艰难进程。自2017年起,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按8%比例上限招收非政策性照顾借读生,缓解学位紧张的局面。

广州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类型以民办为主,广州民办学校吸纳学生数442093人,占广州市学生总数的57.69%。农民工子女学校等其他形式的民办学校多为自主发展,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政府是“掌舵者”和各部门“协调者”,设立了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加大对民办学校设施配备的投入、规范教学的指导。

三种模式存在共同的挑战,在“两为主”政策下,流入地政府是解决外来工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又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协调者,处于教育公平与效率、效益与正义的不断摇摆中。

公立学校面临保持高质量与招收外来工子女影响质量的矛盾,民办学校面临办学者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当地社会面临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外来工子女与当地学生间的融合矛盾,政府自身面临外来工子女教育政策越优越,吸引外来工子女越多,政府财政负担越大的矛盾。

苏南模式呈现“洼地效应”。政府及其教育部门的主导力强,人性化管理使无锡成为实施“两为主”教育政策最成功的城市之一。但政策越好,吸引的随迁子女就越多,教育部门不得不多建学校,多招教师,教育经费投入剧增。受产业结构和城市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工流动具有不稳定性,不同年份,每个地区流动人口总量不同,也经常出现“人走空校、人来挤爆”循环圈,导致当地教育难题不断。

温州模式初显“巴士效应”。当地以民营经济为主,市场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及其相关教育部门人力有限,对民办学校管理、监督很难完全到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大量涌入使本就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更趋紧张。民办学校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分得一杯羹,获得更多的政府及社会的经费支持。而一些不会与政府及社会打交道的民办学校只能是“观望者”。教育作为公共物品不同于一般物品,如果完全以市场为主导,其教育资源分配只会偏向于强者,“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难以均衡。

广州改革遭遇“天花板效应”。当地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陷入“看得见,够不着”的困境之中。外来务工人员大多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工作,自身文化水平、能力较低,能获得优秀荣誉称号是凤毛麟角。中考升学8%的指标杯水车薪,如果以此推算,恐怕要花百年时间,才能全部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从长远看,政府“两难”境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解决这个难题,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起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打破原先农村、城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分别设计的模式,实现相关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相信这一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流入地政府走出困境。

同时,地方政府应将更多的职责转移到明确办学标准、提供经费支持、听取社会意见、制定教学大纲等管理服务上,形成政府管理服务、学校自主办学、社会评价监督的多元模式。

当然,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与教育、户籍、编制、财政、社会、公安、人社等多部门的工作有关,不是单靠公办学校就能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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